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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四,秦力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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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四:思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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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与秦力山唐才质沈翔云在日本合照

蔡锷(1882-1916)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秦力山是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但据笔者查考,此说并不符合史实。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特根据有关史料,对这一问题作一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被撤销,师生皆离散。蔡锷、唐才质、范源濂等十多人打算到湖北武昌两湖书院继续学习,但以时务学堂旧生而被拒绝。蔡锷等人只得前往上海,于1899年6月投考南洋公学,并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在等待入学之时,他们接到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来函相召,并得到唐才常等人的资助,遂于8月东渡日本。到日本后,蔡锷即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该校由横滨华侨和日本有关人士共同筹资于1899年9月创立,梁启超任校长,日本著名教育家柏原文太郎为干事,授课教师除梁启超和徐勤外,另有日本教师6名,帮助学生学习日文及普通科学。梁启超后来回忆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时说:“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生除陆续来日的蔡锷、唐才质、范源濂等10多个原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之外,还有从横滨大同学校转来的冯自由、郑贯一等人,加上以后陆续入学的共计30余人。

秦力山(1877-1906),原名鼎彝,字力山,别号遁公、巩黄。原籍江苏吴县,善化人,是同盟会创立以前“革命先觉”人物之一,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民主革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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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原因,人们至今对于秦力山早年的经历不太了解。1987年,彭国兴、刘晴波所编《秦力山集》前言中说,秦力山“早年事迹不详”。秦力山逝世后,曾在日本与秦力山同为梁启超所办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同学冯自由于1939年出版的《革命逸史》中有《秦力山事略》一文,其中对秦力山的早年事迹有所提及:“戊戌湘抚陈宝箴创办时务学堂,延梁启超、唐才常掌教,力山与湘阴林锡圭、邵阳蔡艮寅、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钟浩、浏阳唐才质等,同为学堂高材生。”1951年,曾与秦力山、蔡锷等人于1900年参加过自立军起义的赵必振增补林绍先的《自立会人物考》时,在校补的秦力山简历的文字中也写道,秦力山“后为时务学堂学生”。然而,1897年在长沙参加县试时就结识秦力山,1903年10月秦力山为其译著《孙逸仙》作序的章士钊,对于冯自由关于秦力山是时务学堂学生的说法,却作出了否定性的结论。1961年,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一文中则明确地说:“林圭、蔡锺浩,皆时务学堂学生,力山则非,因不得云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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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梁启超仍像当年在时务学堂那样,指导学生读书、讨论,批答学生的学习札记。不过,这次他要求学生所读之书不再是《春秋公羊传》、《孟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老师与学生所讨论的话题也不再是“孔子改制说”“三世说”“开民智”“兴民权”,而代之为“冒险”“进化”“自由”“权利”“平等”。因为梁启超经历惊心动魄的戊戌变法失败和在日本阅读了诸多近代欧美有关民主自由平等学说的著作之后,早已“思想为之一变”。

由上可见,与秦力山同时代并有往来的人士对于秦力山是否时务学堂的学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一时着实不好判断。但据笔者查考,虽然丁平一和彭国兴在各自相关文章中赞同章士钊之说,否定秦力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丁平一在《谭嗣同与维新派师友》一书中认为,“虽然秦力山并不是时务学堂学生,但却常到南学会聆听谭嗣同演讲。”彭国兴在《论秦力山》一文中说:“秦力山非时务学堂学生,遍查《湘报》所刊时务学堂几次招生名单及学生成绩表,均未见秦力山其名。”),而绝大多学者可能以为冯自由、赵必振曾与秦力山过从甚密,其相关说法也更为具体详细,却赞同冯自由、赵必振的说法,认定秦力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这里有两种情况:

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蔡锷耳目一新,在梁启超的引导下,如饥似渴地研习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的理论,师生所谈论的全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在一篇学习札记中,蔡锷探讨了冒险与进化的关系:“古今之大患,莫甚于以己之才力心思,不敢卓立绝出,而驾乎人之上,相率因循,以仰人之鼻息,承人之目耳,自窒其脑筋,束其手足,此贱丈夫之所为,甘于为人之奴隶者也。以为千万人之所是,吾独从而非之,千万人之所非,吾独从而是之,千万人之所闭,吾独从而开之,宁不为人窃笑乎?此终古所以无进化之理也。虽然,盖未知是非无定之理耳。夫儒崇乐,墨非之。墨救人,杨守身。古之所非,今以为是。此数百年以为是,后数百年必有以为非者。且以有形之草木禽兽,固无一定之象,况无色相无涯涘之公理乎!夫千万人之所非者是之,是者非之,闭者开之,梦之所不及者吾言之,冒险也。一人冒险,而遂开千古文明之境界,日本之藤寅是也。冒险者,进化之大原因也。原因甚微,结果剧大,可不勉哉。”

一是在介绍秦力山时,直接说秦力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1974年,《中国近代史稿》编写组所编《简明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说:秦力山“1897年入长沙时务学堂,从谭嗣同等学习,加入南学会”。1982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所编《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说,秦力山“先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事谭嗣同,又入南学会”。1999年版《辞海》“秦力山”条目说:“1897年与林圭、毕永年入长沙时务学堂,从谭嗣同学习。”2001年,张宪文等人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大辞典》
说:“1897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谭嗣同,入南学会。后参加戊戌维新运动。”2008年,吴重龙主编的《期刊运营实用参考》的“秦力山”条目也说:他“1897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谭嗣同,入南学会”。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秦力山集》在介绍秦力山时称:“1897年进长沙时务学堂,次年加入南学会。”

梁启超批道:“英国大儒约翰弥勒曰:侵人自由之权,为第一大罪,自放弃其自由之权者罪亦如之。言自由之学者,必以思想自由为第一义,若人人皆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则天下无复思想矣。”

一些史志也认定秦力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长沙市志》说:秦力山“二十四年,补县学生员,旋入时务堂学习,深受南学会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影响,倾心于变法维新”。《湖南名人志》说:秦力山“光绪二十二年,入长沙时务堂,从谭嗣同学习,并参加南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所编《中华著名烈士》说:“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等组织南学会,以孝廉堂为会所,由皮锡瑞、谭嗣同等人讲述古今学术源流及时务,答问讨论,开风气之先。秦力山经常赴会听讲,又入时务学堂学习,深受维新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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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众多的近代史工具书、近代史人物志以及秦力山的文集都明确记载秦力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故而一些文学作品及学术论文也都照此引用。2008年,陈永忠在《革命哲人:章太炎传》中说,秦力山“1897年进长沙时务学堂,次年加入南学会”。黎东方的《细说民国
至1962年》在介绍秦力山时说:“他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与唐才常的高足。”李济琛主编的《戊戌风云录》说:“自立军起义的骨干秦力山、林圭、沈荩等和护国战争的发动者蔡锷,都出自时务学堂。”李良玉《转型时代的思想与文化》一书中也说:“自立军干部有不少维新派人物和原时务学堂学生,如秦力山、沈荩、唐才质、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芸、李渭贤等人。”2015年,马勇也在《民国遗民
章太炎传》一书中明确说:“秦力山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学生。”

1899年 梁启超(前右四)等人在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合影

二是在介绍时务学堂时,将秦力山归入时务学堂的学生,有些还称之为该校高材生。1982年,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等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在“时务学堂”条目中说:“至1898年春间,全堂师生有蔡锷、林圭、秦力山等二百余人。”1989年,孟文镛等主编的《新编中国史学习手册》在介绍时务学堂时也说:“有学生蔡锷、林圭、秦力山等近200人。”2007年,马勇在《近代中国启蒙者的悲剧——以湖南时务学堂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说:“在首批40名学生中,在此后的10余年间大半死于国事,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反袁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自立军起义时牺牲的林圭、秦力山(秦力山并非死于自立军起义——引者),在反袁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蔡锷等。”袁永红在《梁启超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一文中也说:“追随梁启超而到日本来的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林锡圭、李炳寰、秦力山、范濂源(应为范源濂——引者)、蔡艮寅、唐才质、李群等11人”2008年,伍新福主编的《湖南通史》说:“林圭、田邦堵、蔡钟浩、秦力山、蔡锷、李炳寰、蔡钟沅等,都是当时时务学堂的学生。”同年,周秋光,莫志斌主编的《湖南教育史》中说:“同是时务学堂学生的秦力山《林圭传》中曾记其事……”2012年,董方奎在《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一书中说:“广东神童《时务报》主编时年25岁的梁启超抵达长沙的消息传开,时务学堂蔡锷、林锡圭、秦力山等40多学生欣喜若狂,”2013年,吴晓东在其《李维格:一位鲜为人知的近代科技教育先驱》一书中说:时务学堂解散后,部分学生“由维新而至革命,投身到了辛亥革命的洪流中去,如杨毓麟、秦力山、蔡锷等人”
。2015年,朱汉民、王兴国等主编的《湖湘文化通史》说:“时务学堂学生林圭、蔡钟浩、蔡钟沅、田邦璇、田邦玛、唐才中、唐才质、秦力山、朱藏芸、李炳环(应为寰,下同——引者)都参加了自立军起义,林圭、李炳环、秦力山等都成为自立军领袖唐才常的左右手。”

人的权利问题也是蔡锷研究的兴趣所在,他在札记中写道:“分民之阶级,与破除阶级之见者,优劣判若天渊,然无阶级中复有无穷阶级存焉。下等社会之人,不能有上等社会之权,即授之以权,则亦不能保守,其权即为无权,此天演之阶级也,人为每为天演力所抵制者此也。欲胜天演之力,非平世界之智慧不可,平之之道,其大发其原动力乎。进化之关键,舍此无由,则天演之力,转而为铸文明之具也。天演与人力所以互相胜负也欤。”

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众多学者之外,自称时务学堂是其前身之一的湖南大学也认定秦力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2017年11月,该校在举办纪念时务学堂创办120周年活动的宣传资料中,也将秦力山列入时务学堂的“著名学生”之中。

梁启超批道:“自由权者,自得之者也,非人所能授我也。若人能以授我,则必非我之自由权也。授之以权,亦不能保守,此最可痛之事,然亦必然之理。然则寻常人骂独夫民贼之夺我民权者,是冤词也,己苟不放弃其自由权,谁得而夺之?凡被人夺者,必其不能自保守也,于人乎何尤?”

由上可见,秦力山是时务学堂学生之说,不仅有众多学者的认定,更有时务学堂“继承者”的认可,于是,此说几为定论。

接着,蔡锷又与梁启超探讨了自由与权利的关系问题。蔡锷写道:“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志于自由,必不可以夺之,可以夺之者必其不自由也。夫志尚可以夺之,则无不可以夺之矣。中国无具此不可夺之志,乌能与自由者享自由之权利哉!权利者,天下之公物也,己不能享之,人必代而享之,于人无尤也。无自由之希望,必不能有自由之力量,无其力量,则不能置足于大地争竞之场也必矣。夫希望之所至,力量随之,力量之所至,成事之现象随之,其效至速也。善夫中村正直之言曰:国家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有自主之志行,盖深知国家自强之大根原也。”

梁启超批道:“志之自由,则思想之自由也,为一切自由之起点。权利者,天下之公物也云云数语,德国学者所称道之说也。”

然而,真理有时的确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笔者认真查考相关史料后认为,秦力山时务学堂学生之说,与史实并不相符。主要理由有三:

在另一篇札记中,蔡锷进一步谈及了对于国权与民权关系的看法:“国家之有主权,即代表人民之公共权也。权散于私民,则涣散而微小,归于统一,则强大而坚固,故不能不立一主权之国家。国家所主之权,国民所与之者也。国民之权大,则国家之主权亦必大,国民之权小,则国家之主权亦必小。此二权者有聚分之别,无上下之分,故所聚之权,常视其所分之权为大小强弱。故善治国者,常行其强大国民之权而舒伸之之政,故国家之主权,亦因之以强大舒伸,今之环球诸强国是也。不善治国者,常行其弱小国民之权而屈抑之之政,故国家之主权,亦因之而弱小屈抑,今之中国及土耳其是也。推及其初,不过逞一己之私,而侵夺人民之权,人民之权既就于消亡,而己之权随之以化为乌有,其眼光如豆,祗顾一己,不顾大局,祗顾一时,不及未来,野蛮人之思想作为种种如是,亦可笑已。”

第一,时务学堂学生名录中没有秦力山之名。时务学堂创办后,前后招生三次,补录两次,录取学生的类别有内课生、外课生、留学中文生、留堂试学生、附课生、调送北洋生等,具体名单均在《湘报》上公布。经查,这些名单中不仅没有秦力山的名字,甚至连秦姓学生也没有。

梁启超批道:“约翰弥勒言:专制之国,必无爱国之人,若有之则其君主一人耳,可为此文注脚。”

第二,时务学堂学生对本校同学的相关回忆中,不仅没有提及秦力山,而且明确将秦力山列入时务学堂学生之外。1920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五节中谈及时务学堂旧生前往日本投奔他的情况时说:“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其中,梁启超虽然说有十一个时务学堂的学生追随他到了日本,但这十一个人,除了林锡圭、李炳寰、蔡锷三人外,其他人的名字没有说明。冯自由后来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一文中说了这十一个人的名字:“从学者有前湖南时务学堂旧生林锡圭、秦鼎彝、范源濂、李群、蔡艮寅、周宏业、陈为璜、唐才质、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十余人。”1975年,彭泽周在《梁启超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一文中沿用了冯自由的说法:“为追慕梁启超而继续亡命到日本来的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有十一人。这十一位青年是:林锡圭、秦鼎彝、范源濂、李群、蔡艮寅、周宏业、陈为璜、唐才质、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等。”李喜所、元青所著《梁启超新传》中对这十一位学生的名字则是另一种说法:即为蔡锷、秦力山、范源濂、林圭、李炳寰、田邦璿、周宏业、陈为益(应为陈为鐄之误——引者)、朱茂云、李渭贤、唐才质等十一人。

对于西方一些政治家宣扬的美妙的世界大同,蔡锷难免心向往之:“演言谓:尚武人群,以农工商供兵役。农工商人群,以兵资保卫。上所言者,野蛮之世也,下所言者,近日欧美进化之世也。予以为进于化之极,必人人能伸自由之权,识自由之理,人人自为保卫,且无所侵争,则无所谓保卫,又何以兵力为哉。人心中有国界,故致有以兵平不平之事。他日合地球为一大群,欧亚美为腰腹,群岛为手足,天下豪俊为头目,公理为以太,又安有手与足之争,手足与腰腹之争哉,则无兵之世,可决而定也。”

但是,对于这十一人,当年与秦力山同为大同学校学生,后又一起创办《国民报》的时务学堂头班学生唐才质在《唐才常烈士年谱》中的说法与冯自由、李喜所的说法又有不同:“秋七月,公资送范源濂、蔡艮寅、唐才质赴日本留学。戊戌政变以后,时务学堂学生感于当时社会黑暗势力之压迫,分别冒危险经上海而到日本者,有林锡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鐄、朱茂芸、李渭贤等,合计共为十一人。”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一文中,唐才质又说:“七月间,梁启超听说我们来沪,自日本寄函相招,又得到先长兄才常的资助,买轮东渡。到日本后,梁启超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我们读书,写札记。随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周宏业、陈为鐄、朱茂芸、李渭贤等,都分别冒危险经上海而到日本,并我共十一人。梁启超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屋,给我们居住,又延请日人重田,讲授日语等课,为投考日本学校的准备。”

梁启超批道:“自由之理大明,人人不相争,自然无所用兵,且不惟兵无所用而已,即政府之职,亦不过以调停裁判其人民之偶有侵人自由者而劝止之,如斯而已。他事非所干涉也,政府犹然,而况于兵。”

经笔者查考,上述三种说法中,唐才质所说的十一人的名字,在时务学堂同学录中都可查到,其中蔡锷、唐才质、李炳寰、周宏业、陈为鐄、朱茂芸、李渭贤等七人均为头班学生,而林锡珪、范源濂、田邦璿、蔡钟浩四人则为二班学生。而冯自由的说法中,秦力山和李群在在时务学堂同学录中“查无此人”。李喜所、元青的说法则多了一个秦力山,少了一个蔡钟浩,而如前所述,蔡钟浩确是时务学堂二班学生。所以,唐才质的十一人之说应当是可靠的。

出于对“无兵之世”的向往,蔡锷对俄国首倡之和平会议也有几分期许:“俄倡设弭兵会,人多以诡诈目之,谓不足信,盖亦未之思耳。王阳明曰:未能知说甚行,故知先于行,空谈先于实事,一定之理也,迂儒何足以知之?夫天下事,每以空谈起点,而遂成其后,安知此时之欺诈,后日不得不转为至诚者?此时之出诸口,安知后日之不能见诸实事者?儒生议论,尚足以移动全球之大局,况昭昭然联为会者乎?即其不诚亦文明之先声也。而张之洞乃作非弭兵议以非之,抑何忍心倍理,甘为野蛮据乱之人耶。”

此外,唐才质还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一文中说道:“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梁自任校长,聘日人柏原文太郎为干事。有前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林珪、蔡钟浩、田邦璇、唐才质、蔡艮寅、范源濂、朱茂芸、周宏业、陈为璜、李渭贤,及其他湘籍生秦力山、李群等十余人,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等七人,皆从学焉。”他还说:“今忆当日组军之始,结纳贤俊,凡参预或与闻军事者,类为一时名达,如容闳、严复,为欧美留学前辈;如龙泽厚、温宗尧、陈锦涛,为两粤学界巨子;如狄葆贤、何擎一,为南海先生高足;如徐宝山诸人,为长江会党领袖;如丁惠康、吴保初,与当年谭嗣同、陈三立,有海内四公子之称;如傅良弼、蔡成煜、郑葆丞、黎科,留学日本,颇负时誉,傅有才名,张之洞颇器重之(后因傅君参加自立军事,又为张所杀害);如沈荩、何来保、杨概,或为《湘报》主笔,或为南学会会员;如陈犹龙,为两湖书院高材生;如秦鼎彝,为诸生能文章;而林锡珪、李炳寰、田邦璇、朱茂芸、蔡钟浩及其弟钟沅,则皆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也。”在这两段话语里,唐才质都把秦力山、李群列于时务学堂学生之外,明确表示他俩是“其他湘籍生”,与“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等七人”,都不是时务学堂的学生。

这说明,此时蔡锷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还缺乏认识。对于这个敏感的现实问题,满腹经纶的梁启超也感到一时难以解释清楚,只好委婉批道:“虽然此理固是也,然合为一大群之后,则第二之原动力,无从发生,恐又变成退化之局,如中国此前千年之世界,然斯亦不可不虑也。汝试深思之,答此难。”

第三,秦力山曾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时务学堂学生。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幸免于难的秦力山曾于1900年12月深含悲愤地为在此次起义中英勇献身的志士作《汉变烈士事略》,其中有时务学堂学生林锡珪、田邦璇、李炳寰等人。在《李炳寰》一文中,秦力山说:“某识君(指李炳寰,下同——引者)最晚,又同学只两阅月,其昔年之行事多不详。但闻之述者曰:李氏子少不喜帖括,负经世志,随侍其父莲航先生治刑名学,鄙弃当世读书无行之士,故诸生中识之者鲜云。某之识君也,在己亥之春,其时闻君将从某氏学煮樟脑,乃直诘其意之所在。曰:‘吾与其徇一时之浮名,以汩没吾脑之知觉运动,孰若一材一技,反得实际乎!’然究非君志也。君善记,历久不忘。湘之少年学英语者,以君为第一。梁任公之开大同学校也,先召之往,以君向肄业时务学堂,其及门者也。……公旋以是年十月归。”在这段话中,秦力山明确表示,他是在1899年春才与李炳寰认识的,“其昔年之行事多不详”。后来两人赴日投奔梁启超,从当年八月到十月,在大同学校同学两个月。这清楚地说明,他们只是1899年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同学,而非1897年时务学堂的同学。如果他们真是时务学堂的同学,一不可能当时不认识,因为当时时务学堂的学生并不多,才100多人,而且李炳寰当时还是高材生;二是不可能“同学只两阅月”,因为时务学堂的存续时间将近一年。换言之,秦力山在这里已经明确地表示,自己并非时务学堂学生。

但不久,蔡锷对帝国主义列强本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俄人之言平和,犹盗贼之言道德”。“以带甲百万之俄罗斯,而首倡万国平和之会,在常人之眼视之,以为恶兽结放生社,不过借此以弭天下之猜忌,而己乃得肆其爪牙而已”。“此弭兵之会,所以徒虚设耳”。

由上可证,秦力山并不是时务学堂学生,众多学者和时务学堂“继承者”湖南大学仅根据冯自由、赵必振的忆述,就认定秦力山是时务学堂学生的做法并不可取。

由上可见,在梁启超教导下,蔡锷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由是高谈革命,多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联系当时封建落后的中国,蔡锷慷慨激昂地表示:“大丈夫当视国如家,努力进行,异日列吾国于第一等强国之列,方不负此七尺躯也”。为达此目的,1899年秋,蔡锷与林锡圭等人发起成立东京九段体育会,以强身健体。不久,东京饭田町九段体育会开幕,蔡锷和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生都积极报名参加,每两天练习兵式体操及射击两小时。为了“联络情感、策励志节”,1900年春,蔡锷与秦力山、沈云翔、戢元丞等在东京成立中国留学生组织“励志会”,并创办《译书汇编》《国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鼓吹反清革命。所有这些充分表明,蔡锷此时的思想已经逐步由维新变法向民主革命转变。

时务学堂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存续不到一年,它究竟有哪些学生,谁是谁非,却一直争议不断。除前述秦力山外,之前,一些学者曾根据万武在《记蒋翊武之死》一文中的口述材料,认为蒋翊武也是时务学堂学生,但经周秋光先生考证,蒋翊武并非时务学堂学生。此外,还一些学者根据石陶钧在自传《六十年的我》中曾说自己“为学堂学生”,也认为石陶钧是时务学堂学生。但经笔者查考,发现石陶钧虽然在时务学堂学习过,但他只是一名寄读生,并不能算是时务学堂的正式学生。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在历史研究中,当事人事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回忆资料,固然是我们重要的研究史料,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史料有时并不正确或精准,因此,我们在运用这些史料之前,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考伪和考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谨慎加以取舍,切忌盲目相信,草率引用,以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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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作者:邓江祁)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二章“留学日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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